本段因论汉晋之际学术之变迁。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中国近代性的发生①。……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不过，晚明概念严格说来与明末的概念不能直接等同。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发生在阳明身上的种种曲折经历的，所谓五溺、三变，不过是他求索第一等事、第一等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尝试。在我们看来，如果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完整且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角度来定义晚明的话，那么晚明就应该是指整个明代后半期的历史。可是就情感本身而言，我们恰恰是从对父母的情感中才真正了解了情感是什么。所谓五溺的曲折，即是阳明的人生实践，也是我们理解阳明学问品质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一个好社会应该是能够给人向上一机之激发的社会。正是这种主体状态成为了近代中国的主体人格的典范。[41] 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32–42页。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为此，意志行为必须遵守社会规范，即礼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注重典制，精刑律。此不独在政治上有此综合，而其所据乃有形而上之学说也。

钟会少尝受《易》与《老子》，反复诵习，曾论《易》无互体，与王弼之意相同，史亦称其与辅嗣并知名，则会固擅长玄学。曹魏父子严刑峻法，司马父子奖挹忠孝，其迹虽殊，用意则一。

且核名实者，常长于法制。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其所举之例为汉高祖，所谓能成大业者也。魏晋间爰俞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

又曰：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至若玄远，乃为老庄之学，更不近于政事实际，则正始以后，谈者主要之学问也。玄亦复崇奉自然，在魏代玄学家泰初之地位颇高，而时亦较早。至于纯粹之名学，则所罕见。

《抱朴子·名实篇》曰：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邵作有《法论》（《隋志》入法家），又受诏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

所谓更抽象者，玄远而更不近人事也。傅玄曰：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

《人物志》言人流之业十有二焉。察人物彰其用，始于名目。《人物志》曰：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晋裴上疏有曰：故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三曰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然则名理乃甄察人物之理也。

刘邵之论性情，比之于宋明诸儒。当世之题目人物者，如曰庞士元非百里才，此言才大用小之不宜也。

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王者通天地之性，体万物之情，作为名教。

然玄亦以知人见称于世，为中护军拔用武官无非俊杰（以此为司马氏所忌）。故三十八章注有曰：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无名无形）。

后汉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但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外冒超奇之名者极多。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夫品题人物基于才性，圣人之察，乃能究其理，而甄拔乃可望名实之相符。

曰神姿高彻，神理隽彻，神矜可爱，神锋太，精神渊箸。依史观之，有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最盛）、东晋名士（佛学较盛）之别。

后人于魏晋玄学家均谓长于名理，失其原义矣。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

《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故可贵也。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则亦兼名法家言也。

裴本以善名理见称，并作《崇有论》以尊名教，与喜玄虚者不同，尚为魏初学术之余响。名学已视为研究名位名分之理。夏侯玄《时事议》云：互相形检，孰能相失。然其时道家之学亦渐盛，终成正始玄风。

此其原因有二：（一）正始以后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非道教或道术）之绪（由严遵、扬雄、桓谭、王充、蔡邕以至于王弼），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著，即《人物志》已采取道家之旨（下详）。圣人设官分职，位人以材，则能运用名教。

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寔、仲长统。（下略）不伐者，伐之也。

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亦时势所造成也。吾人读此书，于当世思想之内容，学问之变迁，颇可知其崖略，亦可贵矣。